收藏:必须留下“买路钱” 杀出一条血路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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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6-07-30 阅读:19828

       这位曾被称作“纨绔子弟”的旧上海古董珠宝商家庭的三少爷,败光了自家的百货公司。但他天资聪慧,胆子又大,十几岁开始就能独自到北平古玩市场进货。一九四八年解放战争如火如荼,20岁的张宗宪离开上海,只身闯荡香港,开始经营起服装生意。


       20世纪40年代末、50年代初,北京的旧王孙、上海的金融家、南京的旧官吏为了逃避战火,远走香港,随身携带的金银细软、
文物艺术品造就了香港古董市场的从此繁荣。这对正在做服装生意的张宗宪来说,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。他毅然放弃正在经营的服装生意,重新捡起祖辈的产业,并很快从古董行里挖到了第一桶金。



就是反复琢磨

       带着美元加港币全部140多块的家当离开上海时,父亲张仲英老先生叮嘱这个不争气的儿子,此次香港远行“只许成功,不许失败;只能前进,不能后退。”可是一到香港,张宗宪很快花光了盘缠,生活陷入窘迫。张宗宪回忆说:“我来香港时是‘六大皆空’,没有钱、不会讲广东话、不会说英语、没有亲戚、没有朋友、没有老婆”。香港的摩罗街那时还是所谓的“猫街”,只卖偷来的小东西。那时一天的饭钱要一块钱,一天两餐,每餐5毛钱。张宗宪想拿身边的鼻烟壶换钱,商家只愿给8毛钱,见他嫌少,建议拿到九龙试试看。结果,张宗宪花了1毛钱搭船过海,对方才估7毛钱,真是得不偿失!


       虽然有家族遗传的古董爱好与长辈传授的古董知识,但张宗宪没有正经上过学,还不足以应付涉猎广泛、浩如烟海的中国古董鉴别之业与经营之道。能在风潮卷席的香港站稳脚,张宗宪说:“我是多听、多问、多买”。多听,就是广泛收集信息;多问,就是四方求教学习;多买,就是多实践、不怕交学费。古董一行,无论中西,首先和主要的方面就是上手,自己不花钱,不牵扯到自己的心肝肺腑,上手就不会认真,思考就不会深入,打探的触角就不会这样四通八达。张宗宪如今已经是八十多岁高龄了,他的第一习惯始终未移。他说:“这是我的致富宝,我这一辈子都不会丢!”


        基于这一脚踏实地的坚持,1951年,张宗宪正式开设了自己的古董店“永元行”。



没有朋友别开店

        开始开设古玩店是很艰难的。做古董生意需要本钱,但开店已经耗光了张宗宪的所有积蓄。而恰在这时,幸运之星又降临到张宗宪身旁。当时北方来了一个梁雪庄(三爷),梁三爷对他颇为赏识。几次交往后,张宗宪终于鼓起勇气开口调钱。梁三爷沉吟半晌,说,他向来不借钱给人,要么以金子为计算单位,借金子还金子,不管日后金价如何,都按金价还清。张宗宪知道这是梁三爷给他的最大面子。但是,当时战乱带来的通货膨胀,钱会贬值,金价可不会贬,借金子会有风险的。


       但面临重要关口的张宗宪无他选择,只好硬着头皮向梁三爷借了10两金子,当时10两金子约合2,700元港币。孤注一掷的张宗宪,立刻与上海外贸工艺品公司工作的父亲接上线,汇去港币3,000元,上海外贸工艺品公司发来一批旧工艺品。这批货旗开得胜,很快就卖出去80%,收款一万港元,张宗宪不仅还清了梁三爷的借款,还在香港淘到的第一桶金,这是他时来运转的开始。


      张宗宪的第一桶金也只是万余港币,在未来的生意中,所以他敢于大进大出,就在于他善于利用天时地利人和,广交朋友,长袖善舞。他在香港经营古玩以后,由于货物全,品种多,质量精,以及个人的四处交际,认识和结交朋友,永元行的客人日渐看多。张宗宪父亲的朋友仇焱之,几乎天天都到他的店里来,而且每次都要买一两件东西才走。著名古玩店“暂得楼”主人胡惠春、“天民楼”主人葛氏翘、金才记等都是常客,可谓买卖兴隆。


       张宗宪回忆起当时的艰辛,笑笑说:“开店就像跟孩子接生一样,要有好多人帮忙。出门在外,没有朋友最好不要开店。”



连举牌的资格都没有

       20世纪60年代末,中国内地的“文革”运动对香港地区也有所波及,年届40的张宗宪开始接受一些朋友的委托,跑到欧洲收货,跟犹太人打交道,发现了中国文物的行情差价,转而将目光投向了新的投资场所——拍卖场。张宗宪回忆说:“我当时开始只是看客,连举牌的资格都没有,英语糟糕到‘He’与‘She’不分,会把‘我请你吃饭’说成‘Iplease youeatrice’。”但精明的张宗宪心里明白,要想在文物收藏和拍卖上得到更大的发展,固守香港是不行的,必须走出去,闯荡世界。


       1967年,张宗宪来到台湾,那时的台湾对于
古董文物的认识还未上轨道.他结识了一批企业界的精英,为以后的发展做了铺垫。1968年,张宗宪作为第一个出现在国际拍卖会上的中国香港人的身份,首次参加伦敦的拍卖会。从此张宗宪也就开始了他坐着飞机,穿梭于伦敦、纽约、香港、东京之间,赶赴苏富比、佳士得国际拍卖公司拍卖会的奔波生活。



         张宗宪凭借对于
文物高超的鉴别力和经营上超人的智能,赢得国际收藏家信赖和尊重。他在经营好自己店铺的同时,还经常受人之托,帮助一些收藏家购买文物。1989年11月,张宗宪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,以1,650万元港币,帮台北鸿禧美术馆创办人张添根购得清雍正《珐琅彩芙蓉芦雁杯》,当时创下清代瓷器最高记录。除此之外,还为著名收藏家蔡辰男、陈启斌等买到很多珍贵藏品。90年代以后,张宗宪便甚少为他人竞标,而是以收藏家的身份驰骋在拍场。


       张宗宪的资金在拍卖场和自己的
古董行之间保持了畅通,并不断增值,所以也让他很有底气地描述自己的古董生意经——“首先要看得懂,然后还要买得起,买得起还要卖得掉,卖不掉还要摆得起”。在张宗宪看来,要玩古董就必须要实打实地买,这是入门的“学费”,他自己这么多年也是交过学费的,至于买卖之间的升值,凭的就是眼力了。在卖方面,张宗宪骄傲于自己的“货真价实”,明码实价开价,不管价码多高,东西是实实在在的,买卖是双方间的愿打愿挨,“绝对不会用假货坑人”。



       “好长一段时间里,我都不具备举牌的资格,但它(困难)没有难倒我。我去认识那些对我有帮助的人,帮他们做点事情,长满了自己的羽毛。”张宗宪还表示,“我该庆幸自己没有那么完备的条件,当我去创造时,财富就开始围绕我行了。”贵了还能贵


       等到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,拍卖业分别在香港和内地起步并迅猛发展,已经年届60的张宗宪,秉承着自己做古董生意“看得懂还要买得到,买得到还要卖得掉,卖不掉还要摆得起”的规则,在随后20年里,在
拍卖场这个文物流通平台上赢来了名气的最高峰值。具备传播力的不仅是他在拍卖场上的买卖——时常创造“成交最高价”,舍得顶出“天价”买进,他的藏品也能拍出“天价”卖出——还有他的率性,比如每每“在异性陪伴下出入拍场,必定坐在第一排,必定拿着一号牌”,圈里很多人奉行的低调内敛,在他这里完全不起作用,某一次的上海朵云轩拍卖,他“拍到兴奋之际,居然踩着椅子,坐到椅背上频频举牌”。每次竞拍成功,他最喜欢的,就是听拍卖官念出他牌号的那一刻——“NO.1”。



       张宗宪的生意有一个转变过程,开始,他是行商,左手进来右手出去。后来,他是坐商,今天进来明天出去。然后,他是
古董商兼收藏家,高举高打,高进高去。这些年,他是收藏家兼古董商,以学术带商业,以品牌推商品。1993年,佳士得公司主办的“张宗宪中国陶瓷收藏精品展”在伦敦举行,所藏中国古董、特别是明清官窑瓷器之完美程度令人叹服。2002年,苏富比公司为他主办“张宗宪中国近现代书画收藏展”,那些他以天价收藏的作品价值在短短几年内的攀升令人咋舌。


      今年春季
拍卖时,香港苏富比又一次推出了“张宗宪珍藏中国近现代书画(第三部分)专场”。素以低位估价的苏富比这次依旧给了张宗宪十足的面子,所以估价几乎比人们预期的多了一个“0”。一时,天价张宗宪又成了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中的一大话题。就此,记者向张宗宪请教,他一方面如数家珍地解释了一些作品的珍稀所在,一方面用自己不怕贵的经历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:“只要东西好,贵了还能贵!”他说,“我所以敢以他人不愿出的高价顶下那些古董与艺术品,也敢以他人意想不到的高价出让这些古董与艺术品,就在于我是全世界比较后定价的”。最终,香港苏富比的这场专拍以五成以上成交,既说明了大家的惊讶是不无原因的,也说明张宗宪的自信是不无道理的。这让我想起张宗宪关于自己身体的一段话:“我不能忘记过去的威风凛凛,所以,每晚我都锻炼身体,还是要威风凛凛!”其实,其人生的整体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



       许多年了,无论是在香港、伦敦、纽约,还是在北京、上海几家大拍卖公司,只要是中国
文物艺术品拍卖会,他常常是坐在第一排,手持第1号牌,频繁竞投……他如果不是最大的买家,就可能是最大的卖家,因此,他被称为举足轻重的中国古董收藏家之一、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市场的推动者之一。


       近几十年里,香港、台湾的许多
收藏家都是他的客人与合作伙伴,许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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